马达、张弦生：金学研究的传世之作——评叶桂桐先生新作《〈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
山东外事翻译学院特聘教授叶桂桐先生（原山东鲁东大学教授、引进人才）是新时期以来，最早进入《金瓶梅》研究领域的卓有成效的金学专家。
1987年他在聊城师院（今聊城大学）与阎增山、刘忠光等一起组建了“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1987年至1989 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作访问学者，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这期间的1988年，他就在《文学遗产》杂志发表了他的首篇金学论文——《〈金瓶梅〉抄本考》。
叶先生的《金瓶梅》版本研究不仅论证了韩南先生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假设”的科学性，而且明确地回答了他所提出的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突破是清晰的。
叶先生的博士论文《论金瓶梅》在2005年由我们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以《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的专著。
吴敢先生对叶先生的学术功力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叶桂桐学力宏富，逻辑严谨，长于考据，勇于思辨，有一种执着劲头，带一丝逼人气势，生来该做学问，偏能卓见成效，是典型的古典派学人。”
近30年来，叶桂桐先生研究《金瓶梅》的内容涉及成书、版本、作者、人物、语言、艺术、文化等多个领域，其中尤以成书、版本、作者等方面的研究，即“瓶外学”最为学界称颂。
我社在2017年5月收到叶先生的《〈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大作书稿后，十分重视这部学术分量厚重的专著，在初审、复审、终审过程中做了细致的编辑加工修改，就书稿中涉及的问题征求了黄霖、吴敢、王汝梅、张鸿魁、杨国玉、周文业等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
在校对过程中，我们还请《金瓶梅》研究专家汪炳泉先生校对了书稿，特别约请了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永宽先生审读了全稿。
王先生在认真审读了书稿后，写出了审读意见，对书稿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丰厚学术含量和较高学术品位的专著”，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我们在两位专家校审的基础上，又对书稿做了加工修改。2017年12月，这部专著最后经河南省广新出版局组织专家审读后出版了。
这部《金瓶梅》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几乎囊括了金瓶梅“瓶外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如《金瓶梅》成书年代、成书方式、文体、语言，初刻本、崇祯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初刻本《金瓶梅》的关系；如与《金瓶梅》版本研究紧相关联的重大疑难问题——《行香子》词、四贪诗、三序跋、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金瓶梅》版本研究对中国文献学与“小学”的新贡献，等等。
可以说，涉及版本研究中的所有争论不休、甚至毫无共识的难解问题，并且他在这些难解问题上都创建了自己的学说、观点。它详细罗列了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版本学研究者的理论观点及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并进行批评，从而使本书成为一部自成体系《金瓶梅》版本研究史。
在《金瓶梅》版本研究方面有不少专家取得成就，有所发现、考证、比勘，能在发现、考证、比勘的基础上，把版本研究升华到理论高度，而有独到见识者，叶先生是杰出的一位。
他说：“《〈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是试图对四百多年前古人留下来的版本方面的谜团的一个破解，是对近百年来的《金瓶梅》版本研究，做一个梳理，做一个总结。但这个总结又不是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只是就其最主要最关键的疑难问题，做出梳理与总结，因此称其为‘枢要'。《〈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是我以往和新近三十多年来关于版本研究成果的集中发布，也是对我以往的错误的公开纠正。”
他谦虚的求学态度、严谨的探讨精神，是这部著作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基石。
《〈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全书共分七个部分。
在第一章“《金瓶梅》版本研究述略”中他回顾了自明清以来的《金瓶梅》版本研究概况，并指出尚待解决的问题和今后研究的新方向。
在第二章“《金瓶梅》成书诸问题研究”中，他就《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成书方式、方言、抄本、初刻本，以及《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文体加以回顾和考察。全面介绍了金学专家群体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历程和成绩。
从晚明到清代以来，崇祯本系统流传最广，关于崇祯本系统的内在关系和与词话本的关系，一直是金学专家激烈讨论的问题，在第三章“崇祯本研究”中，作者集中阐述了这一课题的方方面面。
第四章“《新刻金瓶梅词话》”则论证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初刻本《金瓶梅》，以及与崇祯本的关系，分析、评介了对这一“死结”诸家论争的焦点。叶先生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实刻于清初，但他也指出这一观点要得到金学同仁的理解和接受需要有一个过程。
第五章“与《金瓶梅》版本研究紧相关联的重大疑难问题”是从微观方面介绍了版本研究中几个细碎但并非不重要的几个问题，如：四首[行香子]词、四贪诗、《金瓶梅》三序跋、《金瓶梅》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金瓶梅》“欣欣子序”何人所为等。这些论述充分显示了叶先生在版本研究中，阅读文献的精细与哲学思辨的严密。
第六章“《金瓶梅》版本研究对中国文献学与‘小学'的新贡献”则强调使用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小学”，对《金瓶梅》研究的重要性，详细引录了张鸿魁先生对《金瓶梅》从文字、语音、方言研究的丰硕成果，同时又介绍了周文业先生在《金瓶梅》版本数字化比对的全新路径，评介了张铉的《程氏墨苑》中的“笑笑生”史料考证，以及硕博新秀、海外金学异军突起的新成就。
第七章“《金瓶梅》版本研究学案”收三十五位在《金瓶梅》版本研究方面各有所成的学者，涵盖海内外的现当代金学领域，对他们的学术流派、成果给以归纳、总结，鸟瞰《金瓶梅》版本研究的全貌。
这部专著不仅显示了叶桂桐先生把握《金瓶梅》学术研究全局的眼光，还透露了他微观研究中长于细密、严苛、全面考证，注重长期、客观、公正的田野调查。这既是方法又学风，考证与调查成为本书的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有些金学专家提出：《金瓶梅》是如同《水浒传》那样先有传说故事、短篇文章，然后才成长篇小说的。
还有人认为《金瓶梅》词话之前还存在一个说唱本《金瓶梅传》：明朝嘉靖、隆庆、万历间流行于运河区的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文学，以平话为主，配合演唱流行曲。起初叫《金瓶梅传》，编撰者为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可能与源流久远的“公（贯中）书会”有关。
面对这些专家的结论，曾经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做国内高级访问学者，师从锺敬文、张紫晨先生学习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叶桂桐先生，遵循锺敬文先生的研究方法，对于有关《金瓶梅》的传说，和同仁们做了三方面的考察：
第一方面是采风，组织人到河北清河，山东临清、聊城、阳谷、梁山、郓城，河南省濮阳，以及苏北地区——即所谓《金瓶梅》故事发生地进行社会调查。
第二方面是对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有关《金瓶梅》传说的材料进行钩稽。
第三方面是对社会上正式刊出的有关《金瓶梅》传说进行搜索、甄别分类。就这样，对古往今来的《金瓶梅》传说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工作。
在组织人到民间采风的时候，他们很注意《金瓶梅》传说产生的时间，想看看民间是否还存留着《金瓶梅》成书之前的关于《金瓶梅》中的人物的传说。但是调查的结果表明，在《金瓶梅》问世之前，这方面的传说却一点都没有。
不仅如此，除了《金瓶梅》借用的《水浒传》的人物如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之外，只有《金瓶梅》中才有的人物，比如书中的重要人物如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庞春梅、陈经济，等等，就是《金瓶梅》问世以后，也或者没有传说，或者只有少许的传说。
而关于《金瓶梅》中的人物及故事的民间演唱材料，包括戏曲在内，在《金瓶梅》问世之前，也一篇都没有。
这与现存文献资料的记载情况完全相符，因为在所有现存典籍中，关于《金瓶梅》人物故事的传说、演唱材料，凡在《金瓶梅》问世之前的，一点踪迹也不见。
他们又开始翻查《民间文学集成》中涉及《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或书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地的山东聊城、菏泽、泰安，以及河北邢台等地的各个分册，并用各种方式与负责相关部分编纂工作的地方史志办的工作人员联系，结果仍然是在《金瓶梅》成书之前有关《金瓶梅》主要人物及故事的传说、民间演唱材料，毫无一点踪影（《金瓶梅》与《水浒传》所共有的人物除外）。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是现存典籍的记载中，还是民间的口碑材料之中，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发现一篇在《金瓶梅》成书之前的关于《金瓶梅》人物及故事的传说和演唱材料的踪影。
到此，叶先生和他的团队终于可以宣布：《金瓶梅》是集体创作，是“累积型”作品的新说，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猜想的《金瓶梅》说唱文学，实在只能是一个仙境中的空中楼阁了。
叶桂桐先生在研究中的探赜索隐精神贯穿在全书的每一个环节。《金瓶梅》版本与作者问题的研究疑案重重，其中最重大的疑案是《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初刻本的书名尚需考证)的关系问题。若干权威性的论述，都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初刻本《金瓶梅》词话。
叶桂桐先生在其《〈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中阐述的“廿公跋”出于书商鲁重民之手，他有鲁重民书肆的废书页作为物证；又在书稿中阐述了《金瓶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在《金瓶梅》主要版本中有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形态），而且找到了明代人记叙他们在崇祯年间发现了原来已经失落的第五十三、五十四回两回的文献依据（“得此元本”），这就把《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初刻本《金瓶梅》词话的不同之处梳理得十分清楚。
这种不同，不仅是外在序跋一类的饰件（附件）的不同，而且有着文本本质的重大不同（如第五十三与五十四回）；这种不同，在词话本“瘦身”之后的崇祯本（或谓之词话本的“改作”）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胎记”。
他通过对《金瓶梅》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的考证、分析、研究发现，这五回如同镶嵌在《金瓶梅》文本中的活化石，随着不同的版本而有不同的改变，因此是《金瓶梅》版本类型及其刻印时间的文本内在的“铁证”。
“词话本”改编成“说散本”时，将初刊本中这五回赝作保存了下来，证明载有这五回的词话本的确存在过；“崇祯本”这五回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这五回的不同，同时证明了它不是根据现存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改写的。
现存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这五回中的五十三回、五十四回明显地优于“崇祯本”的这两回，证明《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否则“崇祯本”的改写者，一定会择善而从之。
他将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与崇祯本眉批中的“原本”“元本”联系，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元本”的真正含义。此前没有一个人将此与《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五十三、五十四回联系起来。只有他 将“崇祯本”眉批中的“得此元本”之说，判定为《新刻金瓶梅词话》中五十三、五十四两回出处的文献依据，成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说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有“三种形态”的坚实柱基。
本书以充分的论证，揭示了二者的本质（文本方面）不同，这就摧毁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本《金瓶梅》词话的防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重大的学术疑案。单单是这一贡献，就奠定了该书在《金瓶梅》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不仅如此，叶桂桐先生还把《金瓶梅》版本研究上升到方法论的角度，升华到中国传统朴学的角度来加以认识。
将朴学与哲学思辨紧密结合所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在叶桂桐先生的这部书稿中随处可见。 该书稿的价值还在于他论证了版本问题与成书、流播、作者考证、文本研究的直接关系。
本书稿为这些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最为丰富的资料，是“金学”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基础研究的重大进展，是21世纪以来中国朴学的典型个案。资深《金瓶梅》研究者张远芬先生认为该成果是一项“颠覆性的工作”。
对此，资深《金瓶梅》学家、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周钧韬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说：
“在当代金学界，版本研究有成就者不乏其人，但多为发现、考证、比勘也。而能在发现、考证、比勘的基础上，把版本研究升华到理论高度，将哲学思辨与缜密考证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而有独到见识者极为罕见。叶氏可谓是极为罕见中的有代表性的学者。”
“在本书中，可能连哲学、认识论、辩证法等字眼，均未出现过，叶氏亦未曾说到用哲学、认识论、辩证法来指导考证、研究等话语。但叶氏深切地领悟了，也自觉地付之实践了。正是在哲学认识论、辩证法的指导下，他的考证、研究，才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
“可以说，叶氏的大著中闪耀着哲学思辨的光辉。”
《〈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成书前就以其部分内容先声夺人。书中第五章中一部分论述曾以《〈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的铁证》为题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1期，获2016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社科论文三等奖；另一部分论述曾以《欣欣子序系杭州书商鲁重民所为》为题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1期，获2017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
总之，《〈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可以认识叶桂桐先生对于《金瓶梅》研究，特别是版本研究方方面面的全部经过和成果，并由此为切入点，经过叶桂桐先生的梳理，使我们了解到金学专家们相关的整体研究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也堪称一部《金瓶梅》学术研究史。
本书中所汇集的《金瓶梅》版本研究中的各个方面的丰赡资料和文献，对所有《金瓶梅》和明清小说史和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叶桂桐先生在年事已高、身患眼疾的困难条件下，孜孜矻矻所完成的这部大著，必将是一部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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